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进行部署。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为新时期做好乡村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期，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农“经”观察》第十七期聚焦“乡村建设行动”，广邀各方学者专家，从不同视角畅谈“乡村建设行动”，以期为下一步更好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牵住县域城乡协调发展这个“牛鼻子”。“郡县治，天下安”。一是提升乡镇公共服务中心能级水平，促进县域内公共资源优化配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裕瑞表示，县城是乡村发展的重要节点，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强的县城，更能有效地留住人才、聚拢民心、带动乡村，因而强化县城的综合服务能力尤为必要且有效。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指出，乡镇作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必须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县乡功能衔接互补的公共服务。二是加快县域城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与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要求相比，农村教育、就业、社保、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都还存在差距，这也是农民群众的民生痛点。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指出，目前公共服务仍然是乡村发展明显的短板，要重视县城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纽带作用，发挥中心镇、特色小镇作为县城网络的重要节点功能，增强公共服务在城市、县城、小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同步性。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公共服务要讲究效率，那么，基本公共服务最有效率的居民点最小人口规模是多少，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基础设施建设在村覆盖、户延伸上下足功夫。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是当前乡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对原有设施提质升级，也要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对物流、天然气、污水处理等设施重点“补缺”。一方面，持续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讯等传统的基础设施条件，在往村覆盖、往户延伸上下功夫。以乡村道路建设为例，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研究员王晓君指出，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乡村道路硬化率不足50％，乡村道路仍有很大的改善需求。另一方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覆盖延伸，满足农民对高质量生产、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党委书记李思经提出，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数字农业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5G、物联网等新基建向农村覆盖，促进城乡新要素的流动、共享。
　　重视农民主体地位，鼓励引导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既包括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给过程，也包括地方自下而上的响应过程。重视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基层的首创经验，让广大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激发农民的主体能动性，对成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至关重要。李裕瑞表示，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建设时出现政府大包干，甚至出现了“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等现象，本来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却变成了“旁观者”，导致建设的供给和需求缺乏有效对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指出，一些乡村建设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忽视了农民的实际需求，建设者以自己的好恶代替农民需要。事实上，农民是乡村建设行动的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外来力量不能越俎代庖。但同时，姜长云也指出，重视农民主体地位，绝不是要排除其他主体的参与，相反地，应重视工商资本、龙头企业等参与主体的引领作用，统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达到共商、共建、共享，让农民分享发展成果的目的。
　　切忌“一刀切”、大拆大建式乡村建设搞得“村不像村”。坚持因地制宜和注重城乡差别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前提。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并不是把农村变成城市，而是把农村建得更像农村，尤其是注重对农村特色风貌、乡土文化、自然山水的留存保护，谨防“一刀切”，杜绝盲目大拆大建，让村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相较于城市，乡村具有完全不可替代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因而城乡发展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过程，需要采取一种异质性眼光，不能把乡村看作城市来建设。中央农办秘书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应把乡村建设放在大的国民经济、大的国家建设战略构架中去考虑，解决好城里人的乡愁与村里人的生活如何兼顾的问题。李国祥提出，要全面总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避免不切实际地撤村并居，要按照中华优秀文化在乡村传承的要求，保护好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
　　村庄规划短板亟待补齐。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生态规划应延续乡村独特的空间地域文化特色和社会组织体系，应因地制宜、一村一制。要密切关注村民当下的生活生产需求，以村民易接受好操作为基本原则，既要结合当地村民的实际需求与接受能力，又要尊重其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缺失是乡村建设的一个突出短板和堵点，目前全国仅有不足五成的村庄编制了相关规划，下一步应提速村庄规划编制进度。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办副主任王济民进一步指出，必须根据村庄发展变迁规律，分类编制规划。随着乡村形态快速演变，部分中心村庄会聚集更多的人和产业，逐步走向城镇融合，部分偏远村庄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如果不加区别地都去搞建设，将会造成混乱无序和巨大浪费。李裕瑞提出，以县乡的乡村振兴规划为引领，衔接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在“三线一附加”刚性控制线体系内建设乡村。
　　生态为本、村为主体、共建共享的安吉模式可总结推广。安吉县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美丽乡村的发源地、绿色发展的先行地，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经验值得各地借鉴和学习。据安吉县原农办副主任任强军研究员介绍，美丽乡村“安吉模式”的三大要点：一是坚持内外兼修、全面发展；二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三是注重整合各种资源和各方力量共建共享，特别是统筹好资金与土地两大要素资源，协调村民、村集体和工商资本各方利益。主要经验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坚持标准引领，规划先行，树立样板，循序推进；二是以县域为单位，通盘谋划城乡和产业布局，把保护生态和整治人居环境作为重要基础；三是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各方资源投入乡村建设，各级支农项目以“以奖代补”方式下达为主；四是发挥村集体的主体作用，始终把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量力而行和公开民主；五是村集体经济依托“资源”和“资产”，发展“资源型、资产型、垄断型、服务型”四大集体产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安吉县树立了美丽乡村建设“标杆”，对推进全国乡村建设行动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应对其经验做法深入总结，积极推广。
　　城乡等值化的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德国乡村建设是欧洲乃至全球乡村发展的典范。中德农业中心主任周裕耕博士介绍，德国57％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80％的国土用于农业和林业。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德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并带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和挑战。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扭转乡村衰落局面，德国提出了以城乡等值化为理念的乡村建设思路。一是创造与城市等值化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在欧盟共同农业发展和区域整合政策框架下，于2014-2020年间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通过城乡空间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治、产业升级等措施，使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二是注重生态和景观环境改善。将乡村生态景观建设融入乡村建设中，挖掘乡村地域性资源优势，发挥乡村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经济、生态和美学综合价值；三是引导公众全过程参与。注重为乡村振兴营造氛围，通过村庄自发组织开展“我们的村庄有未来”竞赛，引导村民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利益要求，激发公众全方位参与村庄建设。张合成指出，德国的乡村建设体现了均等性、绿色化和合作制三个核心要素，这与我国乡村振兴“四个优先”的总方针具有高度一致性，为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