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迫切需要生态学视野
王松良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极为重视“三农”工作，自2004年开始，至今已下发18个“一号文件”，始终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工作来抓。今年2月，党中央在宣布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号召全国上下重心工作转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衔接。笔者认为，新时期我国“三农”出现新的情况、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也面临新的形势，值得关注。
　　一是农村经济难题。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导致农业经济链条设计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分享农业产业的利润较低。我们对福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结果表明：农民创造的价值每公顷农地达到18.33万元，但当下经济链条只兑现其中的农产品价值为9537.19元，占其创造总价值的5.02%，即使兑现其“旅游服务价值”的9071.59元，两者相加也仅占总价值10%左右。实际上，农民所创造价值的70%左右都集中在对水土的保持上，如果这部分价值能得到一定比例上的认可、评估和兑现，则我国农村经济难题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
　　二是农村环境难题。既然现行的经济链条只计算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数量的价值，那么农民对耕地使用就会为了短期的产量收成而投入大量的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土壤衰退、地下水和食物污染等。
　　三是农村社会难题。巨大的人口负担和双重“二元”体系（即对城市与乡村、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从社会和生态两方面引发农村在食品、经济、环境和教育交织的困境，核心是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缺乏。
　　2018 年中央1 号文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20 字方针，使新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更加清晰和具体化，即以全面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社会为抓手，一揽子解决新时期下我国农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三个方面交织的难题。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考虑，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一门能涵盖自然、经济和社会知识的学科或科学来指导，这门学科就是源于系统思维和跨学科方法的生态学。理论上，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或科学。现代全球人口、粮食、资源、能源和环境等五大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加剧都源于割裂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造成的；实践上，生态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长期的“二元”经济政策恰恰是造成我们“三农”难题的根源，单凭一门经济学的指导是解决不了这种经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难题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打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藩篱，生态学可以说是解决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问题的桥梁学科。本质上，生态学是自然界的经济学，它刚好克服了当下主导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新古典经济学把自然和环境的价值排斥在其创造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巨大缺陷，把后者重新纳入到人类生产和消费循环体系中。
　　在生态学视野上，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具有生物等级和景观尺度特征，乡村振兴就是要循着生态学的“等级与尺度思维”，自上至下处理好乡村生态系统各个尺度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一层次是均衡城乡居民数量与比例。人多地少，生产者多消费者少，是目前中国乡村的自然和社会资本双重制约因素。城市消费者主导了买卖关系，农村生产者的收入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这是农业效益低的症结所在。因此，农村城市( 镇) 化之路是必然的，其目的在于尽快减少生产者数量。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 镇) 化阶段，应吸取以前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 镇) 化没有及时跟上的政策（监管）教训，让城市( 镇) 自动“拥抱”进城农民，让城市( 镇) 化成为化解“三农”难题的根本途径，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 镇) 化过程中伴生的城市居民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和城市环境污染加剧等不良后果。
　　第二层次是对乡村及其农业的价值观进行根本变革。1996 年，加拿大农学家克劳德·考德威尔博士重新定义了“农业”，他说“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化为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艺术、政治学和社会学”。农业是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即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不能以货币作为其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要用“生态学”原理构建“和协”的人类与自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政治学”的高度通过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以保护乡村及其农业。其中至为重要的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兑现农民的劳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紧紧围绕“生态”建设主轴，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比如通过创新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方融资通道，兑现农民创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望逐步恢复农民在乡村发展的主体位置。
　　第三层次是对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一是建立健全农村（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尽可能地让生产者分享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上的利润；二是大力发展社区支持农业，链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促进两者的互动、互信、互助。社区支持农业也是一种低碳的“地方性消费”模式，通过消费者提倡购买当地生产的食品，可以有效地减少食物长距离运输过程中的化石能源消耗，限制乃至消除农产品从土壤到餐桌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典型的“低碳”消费模式，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兑现对国际社会减低温室气体的承诺之道。
　　第四层次是对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变革。运用生态学的“食物链”与“生态金字塔”原理建设生态农业，使农业各生产环节有效“接口”，前一个生产环节的“废物”成为下一个生产环节的“资源”，最终实现无废物或自净的农业生产体系。
　　第五层次是对食品生产技术的变革。简言之，就是回归中国传统农业的有机或无公害耕作方式，重建农田生物多样性体系，利用生物之间的相生相克机制，维护土壤肥力和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保障食品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对上述乡村生态系统各个等级尺度的认识必须按从上到下的重要性递减顺序进行，切不能倒过来。其中，均衡城乡居民人口数量与比例和对乡村及其农业的价值观进行根本变革并列为最高的认识层次；对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与对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变革依次处于中间的认识层次；对食品生产技术的变革处于最低的认识层次，因为后者包括有机农业和无公害耕作在内，实际上是我国2000多年传统农业的一贯做法，回归它们也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手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