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精细化，治理理念的人本化，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高效的创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有助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多数村庄呈现“空心化”现象，乡村治理主体流失。数字空间作为乡村治理实体空间的延伸，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时空限制，将多元治理主体重新汇聚在同一治理空间中，使分散在外地的村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更多有效信息，并针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议事协商，拓展村民自治的广度和深度，充分保障个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数字空间承载的社会交往功能，能够强化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增强在外务工青年对村庄的情感联结和价值归属感，唤醒乡村社会记忆，塑造村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同时，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市场的专业技术服务。通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势能，有效释放企业的经济动能，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参与势能，从而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三方协同机制，构建有机团结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注重治理内容的精细化。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涵盖数字监督、综合治理信息化、智慧党建、“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医疗”、智慧养老等诸多场景内容。在数字监督方面，通过推行基层大数据监督平台，使小微权力运行更趋于透明，保障权力行使过程可追踪、结果可查询，以监督国家下达的各项惠民政策和项目资金在乡村的落地，提升制度运行刚性和权力制衡韧性。在综合治理信息化方面，以数字化手段优化网格治理，将事件处置在早、化解在小，实现“身边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村、矛盾纠纷不上交”，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提供有力支撑，增强基层治理的敏捷度。在智慧党建方面，通过将组织生活、理论学习、党员管理等内容搬上“云端”，增强农村在外流动党员参与学习的实效性，提升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管理效率和科学化水平。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乡村便民服务中心，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政府业务流程规范化、服务供给精准化。在“互联网+医疗”方面，构建乡村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推广远程会诊、预约转诊、远程检查，形成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业态，提升乡村医疗服务的普惠性。在智慧养老方面，推行智慧化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同时利用智能穿戴、呼叫设备，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随身监护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注重治理理念的人本化。为更好释放数字技术的治理效能，需要将传统乡村管理理念转变为数字乡村治理理念，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在引入数字技术时，立足当地村庄社会结构、风俗文化及村民生产生活习惯，实现技术的“在地化”应用，避免陷入“表面数字化”的陷阱。要充分考虑村民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体验，聚焦民众需求和回应，将村民视为终端用户，重视情感治理，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要树立开放性、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理念，变革相关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增强政府内部的协同联动，统一接口标准，使数据资源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畅通流动，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要完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体系，提升专业技术手段对隐私信息的保护力度，保障数据信息安全。对于农民而言，要多渠道全方位提升其数字素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操作能力和数字安全意识，使农民能够更加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沟通协作，创作数字内容，线上办理业务等。另一方面，要格外关注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通过对平台实施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等手段，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弥合“数字鸿沟”，防止农村老年人成为“数字遗民”。
　　归根结底，数字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更加美好。充分发挥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将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实现从技术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跨越，最后达成价值理性的目标，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