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键是调动地方抓粮、农民种粮这两个积极性，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打基础、利长远的措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

　　记者：您如何看待基层干部抓粮难，甚至一些主产区基层干部要靠熟人面子落实粮食面积的现象？
　　张合成：这种现象确实在一些地方存在。根本之策就是要将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内化为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的动力，实现中央要粮、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的目标一致、责任一致、利益一致，让地方政府有动力防止土地“非农化”冲动，让农民有动力抵御耕地“非粮化”冲动。
　　必须正视种粮“价格失灵、政策失效、动力失势”的风险隐患，辅之以利，通过有效的价格、补贴等机制，使农民粮食销售收入成为增收的主要来源，将种粮农民对粮价的预期作为种粮的核心动力，让农民种粮不吃亏、有钱挣、尽可能多得利。同时，从政治上提升种粮农民社会地位，使种粮受到尊重，种粮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得到认可，激发种粮农户的信心和热情。

　　记者：有人认为，基层干部抓工业与抓农业的政绩存在冲突，您怎么理解？
　　张合成：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产粮大县想要发展地方经济，只有抓工业上项目。调动主产区积极性，需要实施粮食主产县补偿机制，让地方政府重农抓粮有奔头。今年中央决定取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产粮大县的资金配套要求，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等就是很好的措施。

　　记者：您认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张合成：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能有保障。从农业价值链内部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种粮效益偏低的原因。
　　一是生产成本“啃”掉大部分。多年来，粮食生产高成本，吞噬了种粮新增收益，严重冲击种粮积极性。亟需有效的政策调控工具，既要保障农资生产企业的利益不受损，还能从根本上保障种粮农户的利润有空间。
　　二是销售价格“啃”掉一部分。农民抓生产在行，至于卖给谁则无从下手。往往是丰收了没地方储存，指望可能上门的收购商拉货，只能是收购商给多少钱卖多少钱。希望托市政策信号能够起到明显的拱价作用，在支持保护政策中用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刺激带动各类市场主体提高新粮收购价格，超过种粮综合成本涨幅。
　　三是多元化服务“啃”掉一部分。一些大户在建设烘干、存储点、仓库等必备设施时，用地申请难度大，且审批手续复杂，致使收粮后直接在田间地头出售，缺乏价格谈判能力。乡村社会服务多元化后，政府免费的技术推广人员少了，各种收费的技术服务多了，加上昂贵的贷款、保险、信息、品牌等服务，农户的收益所剩无几。
　　四是补贴信息有时反而“啃”食农户收益。调研发现，补贴政策绿箱化以来，农民把粮食补贴政策较多理解为收入补贴。粮食种得多与少、打得多与少与补贴关联不大，没有有效激励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反倒是一旦补贴上涨时，一些成本因素水涨船高。

　　记者：长期看，您认为提高种粮积极性政策工具如何设计？
　　张合成：我认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比较效益是源动力、价格预期是牵引力、进口挤压是风险源、科技金融营销是千斤顶、保护政策是安全网，基础建设是稳压器。调动种粮积极性需要各个方面同步发力、协同用力、强化给力。
　　一要以国之大者理解粮价乃百价之基。对于粮食价格要辩证看：一边是百价之基，要让百姓“买得起”，即米面价格不对通胀构成支撑；另一边是国之大者，又要让农民“愿意种”，即必须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平衡二者显然考验决策智慧，不能忽视价格对国之大者的决定意义。“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其本质就是要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有了稳定的、明确的价格预期，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后劲。
　　二要建立农资价格与粮价协调机制。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就要参照浙江做法，支持国有资本加快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缓解农资价格跟风涨问题。支持国有企业及供销社恢复服务小农户的原始职责，保障优质货源供应、平抑物价，通过服务规模化使小农户享受农资批发价格。统筹农资成本与种粮利润平衡关系，提前锁定种植成本，保障农民收益。
　　三要构建农户市场谈判能力培育机制。在培育高素质农民的过程中，应重点提升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面向市场说“不”的能力。构建营销服务机制，向农户提供营销和信息的社会化服务，让农户明明白白种地，踏踏实实卖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