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数字化技术已成为驱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近年来，县域农业数字化建设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带动县域数字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鉴于“三农”问题涉及面广，参与主体多，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大，县域农业数字化仍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县域农业数字化建设面对的突出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县域数字化建设重心偏移。部分县级政府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过于注重政府自身的数字化改造，对农户的实际需求关注不足。其原因在于部分数字化承建企业优先推销见效快的“治理工具”，这种现象将导致涉农数字化建设偏移，并最终影响数字技术对域内产业的赋能效果。二是直播带货隐藏风险。农副产品销售数字化在助力乡村振兴、脱贫致富方面成效显著，但网红带货这类营销活动背后亦隐含着不容忽视的市场波动与风险。县域土特产直播卖货难以满足，低价直播销售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三是种养端应用难题待解。由于农业种养场景的高度“碎片化”、农户支付意愿较低等因素，导致数字技术在种养端的推广难度较大。
　　下一步，推进县域农业数字化建设，离不开县域政府和企业“双轨并进”。县域政府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着力完善政策举措，高效组织生产者、打造差异化品牌、完善标准种养体系，为有效推动县域农业数字化建设提供外生动力；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应持续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健全投入建立保障机制，为有效推动县域农业数字化建设提供内生动力。
　　县域政府作为推动农业数字化的重要力量，在引领域内农业数字化进程中，需完善三个方面。一是对域内中小农业生产者进行有效组织。县域政府通过有效组织中小农业生产者，不仅能帮助他们顺利流转耕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实现稳定收益，还能在合理利益分配和风险共担机制下，激发实际出资主体对涉农投资的信心与长远规划。二是打造优势农副产品差异化品牌。县域农副产品若想打破地域限制，实现跨地域的“量价齐升”，其前提条件是拥有较强的差异性和知名度并能为消费者持续提供正向体验。县域政府应依托数字化营销等手段，打造本地产品在消费者的差异化认知，使消费者“尝鲜”后形成持久的复购“粘性”。三是推广完善标准种养体系。高标准种养体系是确保农副产品质量稳定、提升产量的重要途径。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为例，通过“六统一分”（统一基地建设、种植茬口、种子种苗、植保服务、品牌打造、市场销售，实行分户经营）模式实现了从规划建设到品牌营销的全链条标准化管理。因此，寿光蔬菜产业才能在中小农户分户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布设物联网设备提高种植环节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并逐步提高产出收回了数字化建设成本。此外，农户往往都不愿意“第一个吃螃蟹”，“六统一分”的标准种养体系为农户提供了现实案例，在提高成功经验的可复制性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农户的试错成本。
　　企业在涉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一是依托“企业+村委会或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从微观层面为其数字化投入建立保障机制。企业通过与村委或合作社签订预收购合同建立长期利益共同体。这一模式不仅明确了农副产品收购标准，还通过付费方式将部分种养环节的管理权“外包”给村委会或合作社，依托“熟人社会”的约束机制将合作农户纳入企业标准化种养体系。这种经营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在微观层面的管理成本和风险，同时也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收入保障。二是依托高附加值农副产品为其数字化投入提供收益保障。高附加值农副产品是企业数字化投入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寿光蔬菜、长白山人参、内蒙古乳业等高附加值农副产品的种养地区，一方面合作社因接受了企业支付的管理费而积极参与种养管理；另一方面，农户也因担心自家产品不达标而愿意遵从企业要求，利用数字技术监控自身施肥用药等操作，上传种植养殖数据。企业依托数字技术成功在高附加值农副产品种养领域完成了业务闭环，为其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收益，最终也巩固了其在数字化方面的投入。三是确保数字化建设的可持续性。鉴于数字化建设项目通常伴随高额初期投资及后续运维成本，若其经济收益未能有效覆盖成本，则难以维系建设主体的持续投入。企业应注重通过数字化建设提升生产经营效率，通过提高收益的形式确保企业投入数字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作者张亦弛系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作者张益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