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5周年。回望历史，从突破心理顾虑、思想争议，到在市场风浪中汲取经验、探索淬炼，中国农业融入全球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程国强，以亲身经历还原历史细节，为我们讲述中国如何从规则的学习者，到参与者，再到共同塑造者，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
　　1978年，十八户农民在安徽省小岗村按下红手印，闯过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道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而30年前的中国入世谈判，闯的是另一道关——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那道关。

第一道坎——心理坎

　　第一个故事，从1996年讲起。从那一年起，我有幸参与中国入世农业谈判。当时的农业议题，被称作“谈判桌上的硬骨头”。
　　为什么硬？因为我们人多地少，背后是八亿农民，人均一亩三分地。而谈判桌对面坐着的，是北美大农场的代表，人均几百亩甚至上万亩耕地，身后还有巨额的政府补贴撑腰。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较量。
　　入世承诺里那些条款，像一座座山，农产品关税怎么降？出口补贴怎么取消？国内支持如何承诺？每一条都无比沉重。许多人都在担心，农业究竟扛不扛得住？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内有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我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狼，来了。”
　　这就是我们要闯的第一道坎——心理坎。
　　怕，解决不了问题。小岗村当年按手印怕不怕？肯定怕。但十八户农民，按了。因为他们知道——不闯，就没有出路。

　　第二道坎更难，是思想上的坎。
　　入世谈判那几年，国内的争论比谈判桌上还激烈。一派说，入世就是灭顶之灾；一派说，不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参与谈判的人，一边在日内瓦跟对手唇枪舌剑，一边在北京面对自己人的轮番质询。
　　有一次内部研讨会，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老专家腾地站起来，激动地说：“农业的大门打开了，八亿农民怎么办？”
　　全场鸦雀无声。
　　我不得不进行回应：“老师，门迟早是要开的。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开门后刮进来的风，变成顺风，而不是龙卷风。”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但我坚信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小岗村教给我的。
　　1978年小岗村搞大包干，不也有人指着脊梁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吗？历史证明，闯过思想这道坎，天地就宽了。
　　农业开放这道坎，道理一模一样。

　　第三道坎，我要说说大豆。
　　直到今天，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说入世把中国大豆关税从百分之几十降到了3%。
　　这个说法，是对历史的误读。
　　事实恰恰相反——
　　1996年，国内养殖业刚起步，豆粕需求猛增，食用油也供不应求。是我们自己，主动取消了大豆的配额管理，将关税一步到位地降到了3%。
　　换句话说，这道门，是我们自己从里面打开的。不是谈判桌上逼出来的城下之盟，而是基于国内需求的主动抉择。
　　但大豆真正的坎，藏在更深的地方。
　　入世承诺的大豆3%的单一关税，其实是“天花板”。这意味着，不管国际市场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不管大豆价格怎样冲击国内产业，这道门，只能开得更大，绝不能再关小一寸。
　　这个承诺，是用国际法的钉子，一锤一锤钉在墙上的。
　　1996年是主动选择，2001年是制度锁定——一个是顺势而为的起点，一个是不可逆转的定局。这才是大豆故事的全部真相。
　　而这道制度锁定的代价，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快、更猛。
　　2003年到2004年，国际大豆市场剧烈震荡。价格从2300块一吨疯涨到4400块，国内企业红了眼，像抢黄金一样在高位疯狂扫货。
　　然后，仅仅四个月，价格一头栽回2500块以下。
　　那四个月，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国大豆压榨行业几乎全军覆没。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洗牌。
　　有企业老总深夜给我打电话，声音发抖，带着哭腔：“不是说入世有过渡期吗？怎么这么快，就过渡到别人碗里去了？”
　　我握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是中国农业开放交的最昂贵的一笔学费，令人刻骨铭心。
　　但二十年过去，回头再看——这笔学费，没白交。
　　我们被市场教训过，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全球定价话语权；
　　我们被规则约束过，才彻底明白了什么叫供应链安全；
　　我们从被动接轨到主动塑造，才终于理解了战略自主的代价与分量。
　　从主动开门，到规则锁定，再到风波中淬炼成钢——这道关于大豆的坎，最终让中国农业学会了如何在开放的大海里，既扬帆远航，也扛住风浪。

交了学费，就得看成绩单

　　学费交了，疼也疼过了。那对外开放的成效呢？
　　有几个数据：2001年入世那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是279亿美元。到2025年，这个数字达到约3200亿美元，翻了11.5倍。
　　中国连续十年稳居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年进口额占全球近十分之一。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全球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门开了，我们的好东西也出去了。
　　特别是大豆，2001年进口1394万吨，2025年进口1.118亿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2%。也就是说，全球每三船大豆，将近两船是奔着中国来的。这个格局，二十年前谁也想不到。
　　有人说，中国农业贸易逆差扩大到上千亿美元，是开放的失败。
　　我不同意这种论调。
　　我们的口粮——大米、小麦，自给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装的也主要是中国粮。在这个基本前提下，适度进口大豆、肉类、乳制品，是用国际市场的资源，调剂国内的余缺，丰富百姓的餐桌。
　　这让国内有限的耕地能集中力量保口粮、保主粮，让养殖业的饲料有了稳定来源，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有了更多选择。这不是农业开放出了问题，恰恰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选择，是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下，农业现代化不可回避的路径选择。
　　更重要的是——
　　二十年前，我们在WTO是插班生，拿着笔记本学人家的规则，小心翼翼地举手提问。
　　今天，在WTO、G20、联合国粮农组织，我们开始提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从规则的学习者，到规则的参与者，再到规则的共同塑造者——这个转身，比任何贸易数字都更有分量。
　　当年闯过的那一道道坎，没有白闯。它们淬炼出的，是中国农业在开放中站稳脚跟的定力，是我们今天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底气。

　　1978年，小岗村的红手印，闯过了农村改革的内部制度坎。2001年，入世签字笔落下，闯过了农业开放的外部市场坎。这两道坎，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两个根本支柱。
　　20多年前一位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中国农业这艘大船，迟早要驶向深海。我们的责任，是造好船、练好舵手，而不是把船拴在码头上。”
　　回望这段历程，我想用几句话作一个学理上的提炼——
　　从1996年主动实施大豆3%单一关税，到2001年将这一税率约束为WTO承诺，中国农业经历了从“主动调整”到“制度锁定”再到“战略自主”的转型升级。这一历程揭示了一个标志性概念，农业对外开放并非简单地打开市场大门，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制度选择。
　　入世2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增长11.5倍，大豆进口占全球贸易量62%，但口粮自给率保持100%以上。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个原创性理论命题，即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本质是在守住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前提下，以适度进口换取国内耕地资源的结构性优化。
　　回望这条坎坎坷坷走过来的路，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提炼中国“三农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元素，也启示我们必须为更高水平的开放，造更坚固的船，画更精准的航海图。这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当年那些心头重负最好的回答。
　　这也深刻启迪我们，必须掌稳改革与开放的舵轮，把中国农业这艘大船，坚定驶向现代化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