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2000多个县中，相当一部分陷入了“双重依赖”：一方面，本级财政收入微薄，“三保”严重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形成“财政经济”；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家庭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汇款，形成典型的“打工经济”。这两种模式看似能够形成支撑，从另一角度审视也是困局所在。很多县域并非不努力，但在产业规划时容易一味追求“高精尖”或陷入低水平“内卷式”竞争，既难引来“金凤凰”，又丢了自家的“土鸡蛋”。县域经济要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必须进行一场涵盖治理体系重塑、资源要素重组、人才生态重构、营商环境重建的系统性变革。


　　县域管理须转变固有的思路，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减负为手法。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自2023年起推行“大部制”改革。在履行党的基本职能的主体机构保持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加强党委机构归口协调，加强党政机构统筹设置，整合职能职责相近的部门，全县党政机关内设机构精减20.8%、党政机构精减29%，县级部门办公用房减少4554平方米，每年运行经费减少约500万元，行政成本明显降低。一些腾退的办公楼被改造成“产业工人社区”，企业招工也有了住宿设施，其蓝莓基地采摘效率也有了大幅提升。同时，县行政审批局与县政府办合并，推行“上门办、现场办”及“容缺受理”快速审批机制，部分重点项目施工许可获批时间仅需3天，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及社会效益。
　　县域考核指挥棒变革系重大转向。对一些县域应适当减少GDP增速硬指标，增加存量资产盘活率、亩均税收、返乡入乡创业人数、市场主体净增数等实效性指标。如浙江安吉县转型初期不考核乡镇工业产值，而是考核竹产业亩均效益、乡村旅游接待人次等，成功地引导乡镇深耕优势产业，提升基层管理的效能，取得了很大成效。


　　很多县域“迷信”产业规划，认为只要请咨询公司写一份漂亮的产业规划，招几个大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这就容易导致跟风攀比、重招轻育、脱离市场等现象的出现。必须将产业规划置于整个县域治理体系和区域经济生态的框架中来审视。脱离治理能力、人才基础和营商环境的产业规划，无异于在沙漠上盖摩天大楼。
　　县域产业发展要在尊重自身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尽量遵从“转化地”这一基本办法，做细分市场。如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基于自身农业资源与工业基础，锁定新材料和新能源，聚焦铜基、铝基新材料等市场成熟、工艺可控的细分市场，经过五年的发展其新材料产业达到535亿元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80%以上。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利用地热资源，发展温泉花卉、医养康养、工业集中供暖三大延伸产业，以传统产业科技赋能，做到“有中生优”，力诺特玻扎根商河成为全球特种玻璃领域的“灯塔工厂”。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过去曾是省级贫困县，利用闲置祠堂、校舍等改造成“卫星工厂”，推出专项“服装贷”，三年时间该县缝纫机从几百台增至两万多台，2025年其服装业产值突破30亿元，帮助数万人在家门口就业。
　　县域产业发展还需坚持长期主义，“一张蓝图绘到底”。如浙江义乌小商品、福建晋江鞋业均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江西人口较少的抚州市资溪县，坚持发展旅游业，也取得了成功。


　　人才系县域发展的活水源头。县域发展引才要抓三类人：一是对返乡创业人才，政府要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而非简单送钱；二是对“新农人”，要推行专门化培训及针对性的引导政策；三是对“土专家”，可以采取“揭榜挂帅”形式。
　　要作好乡村产业发展用地保障。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创新乡村用地机制，优先乡村建设项目，因地制宜推行“点状供地”降低文旅项目用地成本，对产业园入园企业进行亩均税收评价，对长期闲置或税收过低的坚决“腾笼换鸟”。
　　金融支持系乡村产业发展重要因素，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尤其重要。如陆河县政府牵头联合核心企业建立“白名单”，小微企业凭交易流水放贷。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建立“信用建设促进会”，由村干部、党员、商户对每户村民的“人品、还款意愿”打分，高分信用户无需抵押当天可贷10万～20万元，县级财政还拿出真金白银设立风险补偿金，撬动银行放贷。


　　县域招商，政府要学会当“配角”。如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紧邻北京，没有盲目搞金融及总部经济，而是聚焦新型显示产业引进京东方模组厂，围绕龙头把上下游配套企业引进来，成为国内重要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
　　县域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关系重大，县域既要做到“保姆式”服务，也要做到“无事不扰”。如湖南浏阳市推行“闭环管理”，规定每月1—20日，除安全环保等特殊检查外，任何部门不得入企。


　　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位也非常重要。首先，要融入国内外“双循环”体系，不仅要看本地还要审视全球产业体系。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县是孤岛，如湖南永兴县境内没有银矿，却能从全国甚至全球回收废旧电子产品提炼贵金属，成为“中国银都”。
　　其次，要有错位竞争意识，做大城市群的“功能节点”。大城市周边的县，可做“周末经济”的菜篮子、后花园；环境好、生态好的县，就不必一味追求发展重工业，可以考虑文旅与康养产业；交通枢纽县可以发展物流和深加工；偏远的生态优良县，可以面向全国市场，做大生态农产品直供基地。


　　学经验不要学“规模”要学“专注”。晋江做鞋四十多年，从村村点火的小作坊成长为世界鞋都。欠发达县哪怕找一个百万元级的细分市场，坚持十年做到全国前列，也能成功。
　　学经验不要学“高楼大厦”，要学“机制创新”。学江苏昆山的“链长制”，每条产业链有一位链长，研究全球布局、缺什么环节、哪里有对应企业，这种专业化招商机制不花钱但极其有效。学江苏江阴的上市培育经验，搭建辅导平台，请券商、会计师给企业培训，协调解决合规证明，这种“保姆式”培育机制完全可以复制。不要拿现在的昆山对标，要拿10年前、20年前的昆山对标，或者找一个资源禀赋相似、过去十年成功逆袭的县，学习其当年作了什么改革、如何决策引进了起初并不起眼的小企业。
　　还可以探索“反向飞地”。在发达地区建立“科创飞地”，实现孵化在沿海、转化在本地，研发在沿海、生产在本地，打破人才地理隔离。
　　县域经济走出“财政经济+打工经济”的困局，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需要机构改革释放治理效能，也需要长期的产业深耕构建物质基础；既需要毛细血管式的金融创新滋养草根，也需要国际化视野重构资源利用。县域治理者需要具备“企业家精神”——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一个县，精打细算，既保运转更谋发展；也需要具备“生态学家思维”——理解每一类人群、每一种资源、每一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不可迷信经验，因为时代和区位条件不可复制。
　　笔者以为，当前县城最大的机遇在于，中国巨大的市场纵深，以及产业梯度转移尚在历史窗口期。只要敢于对自己动刀子改革，真诚服务每一个微小的市场主体，县城就有未来。
　　　　　　　　　　　　　作者：侯满平，河北东方学院教授；刘贵利，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段文凯，中国农业大学副研究馆员；苗佳慧，河北东方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