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是城乡要素交换的关键枢纽、城乡关系演变的核心场域，更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县域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与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阶段，城乡关系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迈向城乡深度融合新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以县域为主阵地，推动城乡产业、设施、要素、治理全方位深层次融合，为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城乡关系从单向要素流出转向双向良性互动，县域成为城乡融合破题的关键突破口。从战略全局看，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县域消费与投资潜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粮食安全与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的现实需要，更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步伐加快，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通道逐步拓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但对照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仍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与现实难题，亟须破解产业协同不足、设施联通不畅、要素流动不顺、治理适配不活等突出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没有统一模式，成功路径均立足本国国情、顺应区域差异，通过分类施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普遍依据县域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策略，构建城乡产业协同、设施联网、要素畅通、治理高效的融合体系。我国幅员辽阔，县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发展基础、核心瓶颈、主攻方向差异显著。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识别不同县域类型特征，明确差异化目标任务、政策供给与实施路径，避免照搬模板、盲目跟风，始终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县域实际的分类融合之路。

　　我国县域类型多样、特征鲜明，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大体可以分为平原县、山区县、海岛县三大类型，分类明确主攻方向、核心任务与关键举措，推动城乡融合走深走实。
　　平原县主攻要素高效对流，打造城乡融合先行标杆。平原县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产业基础雄厚、人口集聚度高，要重点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公共服务深度并轨，率先实现高水平融合。做强县城枢纽功能，高标准建设县域产业园区、现代农业服务中心、物流集散中心，打造技术推广、品牌运营、电商直播、智能仓储一体化平台。构建城乡产业共同体，完善“县城总部+镇村基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农产品全链条布局。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并轨，优先在城乡教共体、医共体实质化运作上实现突破，率先实现城乡教育、医疗、养老、市政环卫、污水治理一体化管理、同质化服务，推行“强村公司+共富工坊”的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模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完善风险共担与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山区县主攻人口产业集聚，破解散弱低效发展困境。山区县地域广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产业基础薄弱，是城乡融合的难点区域，要重点推动人口集中、产业集聚、服务集成。实施梯度搬迁与集中安置，持续推进人口向县城、中心镇、中心村集聚，推动安置社区与产业园区融合发展。打造片区化特色产业集群，打破乡镇行政界限，以顺应山形水势，以沟域、流域或交通主轴为纽带划定特色发展片区，每个片区明确一个主导产业，统筹布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引导经营主体集聚发展。构建流动智慧服务网，针对偏远散居点，推广智慧流动医院、数字教育微课堂、政务服务“乡事城办”等模式，以数字化、流动化、精准化替代全域高标准全覆盖，用可控成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有效覆盖。
　　海岛县主攻陆岛功能联动，破解孤悬成本难题。海岛县陆海分离、交通不便、公共服务成本高，核心是优化空间布局、强化陆岛联动、发展蓝色经济。深化“小岛迁、大岛建”，对人口稀少、设施维护成本极高的偏远小岛，稳妥推进整岛搬迁，人口向中心大岛集聚。做强蓝色特色产业集群，摒弃“大而全”发展思路，聚焦“港、景、渔”核心优势，建设现代化渔港经济区，整合渔业生产、冷链物流、加工贸易、休闲体验功能，打造高端滨海旅游康养目的地。突破陆岛联通瓶颈，完善海上交通网络，建设快速海上客运通道与水上公交系统，实现主要岛屿定时、定班、平价通航，同步推进陆岛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同待遇。

健全分类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分类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在政策供给、保障在考核激励，必须从国家层面完善顶层设计，构建适配不同县域的制度体系与政策工具，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健全分类规划引领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分类指导的县域城乡融合规划体系，依据县域类型差异化编制规划，强化资源普查、业态诊断、主题定位刚性约束，杜绝“千县一面”。统筹县域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功能布局，形成梯度有序、功能互补、集约高效的城乡空间格局。
　　完善差异化要素保障机制。人才方面，实施分类引才计划，对欠发达县域加大人才倾斜力度，推行“科研在县城、转化在乡村”柔性用才模式，完善人才返乡创业支持政策。金融方面，扩大农业设施、农村产权抵质押范围，建立县域联动风险补偿资金池，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三农”信贷投放，破解金融下乡难题。
　　创新分类政策支持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对山区、海岛等困难县域转移支付力度，降低县级配套比例，实施差别化资金分配、项目准入和审批流程。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管运营机制，推广“财政引导+国企注资+社会参与”多元投入模式，推行“设计+施工+运营”一体化招标，破解乡村设施重建设、轻运营难题。健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机制，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向基层下沉。
　　强化分类考核激励机制。建立与县域类型相匹配的考核评价体系，摒弃“一刀切”指标。平原县重点考核要素对流效率、产业融合水平；山区县重点考核人口集聚度、片区产业发展；海岛县重点考核陆岛联通、蓝色经济发展。以科学考核引导各地找准定位、量力而行、精准发力，推动分类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落地见效。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县域是主战场、分类是金钥匙、实效是硬标准。新征程上，必须始终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注重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与社会参与相统一，推动城乡产业深度协同、设施互联互通、要素双向流动、治理高效协同，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倪建伟单位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葛达飞单位系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