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京郊，郁郁葱葱。平谷区山东庄镇桃棚村的红崖洞前，围满了身穿八路军演出服的中小学生。近90年前，平谷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孔不起眼的洞穴里秘密诞生；如今，同样的山风里，村民谈论的已是研学旅游。“今年已经接待了好几批学生，活动内容特别受欢迎！”桃棚村驻村第一书记王特笑着说。
　　这一幕并非孤例。自2020年起，按照中组部、财政部部署，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坚持党建引领，扎实推动涉农区开展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组织强基、绿色富民”的特色之路。正如当地干部群众所言：“咱村的红，不是刷在墙上的漆，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颜色。”这份“别样红”，正是京郊革命老区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交出的一份最有温度的答卷。

　　在京郊很多老一辈人的记忆里，“革命老区村”一度是个让人五味杂陈的标签——荣誉归荣誉，可日子却过得紧巴。怎么打破这个困局？北京的回答干脆利落：先抓班子强支部，再把治理的底盘筑牢。
　　四级扛责，一张蓝图绘到底。市、区、乡镇三级全部成立工作机构，压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职责，建立定期调度、挂账推进、督促指导的工作机制——市级部门下抓到村，区委、区政府谋划部署，镇村沉到建设一线。上下联动不是挂在墙上的流程图，而是“真刀真枪”的推进表，哪个节点卡了壳，哪级书记就得牵头研判、打通堵点。
　　“班子强则事业兴”，这句话在桃棚村体现得最真切。这个藏在山褶里的村子，依托村内红色遗址搞起了“沉浸式”党性教育，更把党员日常表现量化成“积分”——设置“政策宣传岗”“民情联络岗”“环境监督岗”，党员自己认领服务项目，年终凭积分兑换荣誉。看似简单的管理办法，却营造出“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火热氛围。
　　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路修到了家门口，研学团队一年能接待近3万人次、企事业单位200余家，村集体靠着红色研学实现年收入50多万元。“这笔钱没有分光花光，而是像滚雪球一样投入到步道维护、旧址修缮中。自己‘造血’，才敢想更大的事。”桃棚村党支部书记符宝森说。
　　组织强了，还需“借外力”。北京深化“1+4”协同帮扶机制，推动高校、企业与红色村结对子。怀柔区宝山镇道德坑村与12所在京高校建立长期合作，挂牌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撬动了50余所高校团队入村合作，村党支部书记还受聘为课外导师。红色村不再是“守着资源过穷日子”，而是主动把自己融进了首都的人才链和创新链里。
　　村庄要长治久安，单靠“能人”还不够，得有一套管用的规矩，这正是“三治融合”的发力点。
　　自治层面，最有启发的当数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庄村的探索——串联上下6个村成立沟域党委，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党委副书记，按“生态共建、产业共链、设施共享、品牌共创”整体谋划，完成了“雁翔云谷”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相邻村不再各吹各的号，而是攥成一个拳头打市场。
　　法治层面，各村优先从党员、“两委”成员中培养“法律明白人”，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成为日常习惯。
　　德治层面，作为英雄母亲邓玉芬的故乡，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建立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三会”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走访这些红色村，记者印象最深的，不是某块牌子擦得多亮，而是一种自觉的传承——绝不搞大拆大建，绝不让红色阵地商业化、娱乐化。守住这份严肃性的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最大敬意。
　　阵地修缮讲究“修旧如旧”，但功能升级毫不含糊。怀柔区雁栖镇头道梁村聚焦平北抗战历史，对滦昌怀联合县委旧址、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部等多处革命旧址逐一修缮保护，建成平北抗战红色教育基地，配套建设党员学习教室、党课中心和学员军事体验中心，让“看一眼”升级为“住几天、学一阵”。
　　门头沟区斋堂镇马栏村的思路同样扎实——村内现有红色历史遗迹19处，占现存房屋近20%，通过原物展览加数字媒体，开放10处红色设施，还创建了全市首家山区“红色记忆”书屋。
　　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则在那片著名的地道之上，打造了4000余平方米主题沉浸式体验场景，修了200米“军民鱼水情”红色文化街，让“地道战”的红色历史可看可感。
　　硬件是基础，活化的故事才是灵魂。延庆区大庄科乡沙塘沟村在纪念馆广场设了红色文化互动体验角，融入历史场景与乡愁元素，打造兼具教育意义和传播热度的打卡地；平谷区熊儿寨乡北土门村编排的《云间桃花烟火情》红色舞台剧，运用先进技术再现历史场景，浏览量近100万。
　　传播也在变。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成立红色文化工作室，开“微讲座”、办“红色家书诵读”，开发“地道战”情景再现沉浸项目；昌平区流村镇狼儿峪村通过史料考证、场景复原和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修复昌宛联合县政府旧址和“微走长征路”沿线设施，展馆里还上了VR展示设备。红色文化就这样从“静止的展板”变成了“流动的光影”。
　　村庄的底色不光是红色的，还必须是绿色的、宜居的。北京把这些红色村放进全市“大旅游”格局里统筹，实施“微改造、巧更新、精提升”——不搞大广场大牌楼，而是从规划引领、功能补齐、长效管护3个层面把活做细。
　　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改造民居打造“红色小院”、利用闲置农宅建成红色旅游接待中心，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抢抓108新线高速建设契机，清河道、固堤坝、装路灯、铺步道，实施绿化5000多平方米，栽植35种绿植，先后拿下“国家森林乡村”“美丽休闲乡村”两块金字招牌。延庆区大庄科乡霹破石村完成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夜间亮化，在保留乡风乡韵的基础上把功能做完备。

　　红色美丽村庄建得好不好，村民认不认可，说到底，要看老乡的口袋鼓没鼓。
　　北京的路径很清晰：依托红色资源与生态禀赋，盘活闲置资产，拉长产业链，让“红色+”长出多种可能。
　　在平谷区山东庄镇鱼子山村新建的乡村设计中心展厅，村党支部书记杨金宇向记者展示了“红色+农文旅”的融合路径——村集体先把散落在村民手里的幼儿园、林业队、生产队场院等闲置资源资产全部收回，统一整理后再对接项目落地。“如果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一年只能收千把块钱的租金，现在咋干由村集体说了算。”杨金宇说。
　　有了“家底”，产业链便活了起来。村里400多栋设施大棚错落分布，草莓、桃子、蓝莓、蔬菜四季不断茬，通过直播带货走进千家万户。山上还有苹果、栗子、柿子等北方果树，采摘季人气很旺。更亮眼的是，村里把红色遗址串成一条线——兵工厂、炭厂、铸造厂旧址正被盘活，配合蝴蝶标本制作、农事体验，形成了“红色研学+自然科普”的特色课程。
　　村口的废弃配电室也经过北京服装学院师生设计，被改造成了“电站咖啡”和小型美术馆，由村民自己经营。咖啡渣做成冰箱贴，植物拓染、手工编织吸引了不少城里的年轻人。杨金宇说，这里不光多了几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更让村庄有了“艺术范儿”，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村子也越来越有活力。
　　这也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涧沟村的实践之路。该村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红色教育基地运营，年均接待3万人次，2020—2025年红色教育产业累计创收900万元，带动村集体累计收入2300余万元。
　　效果更好的是“红色+艺术”的叠加。作为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所在地，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借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节点举办书画展，开展“艺术改变乡村”系列活动，成立村级艺术家委员会和摄影家协会，开放100余处艺术家工作室，构建起“艺术赋能乡村、文旅带动增收”的全新格局。
　　数据是最好的注脚：北京市前三批17个红色美丽村庄经营性收入比试点前增加了865.9万元，有7个村增收超100万元，最多的鱼子山村达到1404万元。更关键的是，这笔钱是“长出来的”——长在红色基因的活化里，长在基层组织的筋骨里，长在每个村民的共享里。